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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诉第一财经记者案:别让愤怒蒙上法律的双眼

2006-08-30 09:46:14|  分类: 媒骗-劣质媒体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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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天堂末路

  背景:


  台湾制造业巨头——台湾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大陆投资的富士康科技集团子公司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以名誉侵权纠纷为由,近日向《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和编委提出总价3000万元的索赔。并申请法院对两位记者的财产进行了冻结。


  因为双方的身份特殊,而索赔金额又巨大,该案迅速成为媒体和网友关注的热点。《新京报:富士康兴诉,媒体只需从容对之》这篇还算比较客观。其他的几乎是一边倒的声讨富士康:《第一财经日报:富士康将被整个中国新闻界所唾弃》、《姜奇平:富士康动机不良属于恶意炒作》、《经济观察报总编辑何力:富士康别有用心》、《评论:政府“媚商”,富士康才会嚣张》、《通信世界项立刚:富士康是在威胁全中国记者》......而网友则没有那么客套了,“富士康滚出大陆”、“抵制富士康所有的产品”等口号式的评论,充斥着各网站的跟贴中。


  在这场“正义”的审判中,偶尔听到一些观点不一致的声音,比如周克成、王莹,则马上被淹没在“富士康的写手”“收了富士康的润笔费”的谴责浪潮里。


  富士康可以起诉吗?


  不管这事件最后怎么了结,至少有一点是值得所有企业(特别是政府部门)学习的是,与媒体产生纠纷时,不是采用放狼狗、砸摄像机、雇黑社会、发最高指示等方式来打压,而是通过公开的司法诉讼来解决。在这个意义上,富士康比很多企业做得要好,虽然3000万的数字好像吓死了很多人,但是毕竟只是个请求而已。更值得媒体去同声谴责的,绝对不是一起依照司法程序去处理的民事纠纷。


  富士康可以直接起诉记者吗?


  富士康为什么直接起诉记者而不起诉《第一财经》?这是被媒体炮轰的焦点之一。而且不少人都搬出了最高人民法院在1993年出具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第六点中的“作者与新闻出版单位为隶属关系,作品系作者履行职务所形成的,只列单位为被告”。


    前面的说法没错,可惜有的人不知道有意还是无意,没将这个司法解释第六点看完整。完整的是“因新闻报道或其他作品发生的名誉权纠纷,应根据原告的起诉确定被告。只诉作者的,列作者为被告;只诉新闻出版单位的,列新闻出版单位为被告;对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都提起诉讼的,将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均列为被告,但作者与新闻出版单位为隶属关系,作品系作者履行职务所形成的,只列单位为被告。”因此,从法律上来说,起诉记者还是报社,那是中国法律赋予富士康的自由选择权。   


  法院为什么受理此案并冻结财产?


  注意,这里只是受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惹上官司感觉上都是很可怕的事,况且还有3000万的巨额索赔。但是,法院受理民事案件,需要哪些条件呢?①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②有明确的被告;③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④属于人民法院受案的范围和受诉的人民法院管辖。只要满足这几个条件,你也随时可以起诉富士康,法院也受理的。但受理,不等于对事实的认定,更不等于判决!


  至于冻结财产,那更是简单的事情,只要你敢下血本。打个比方说,你伪造一张潘石屹欠你3000万的借据(骂老潘的人多,所以也不在乎我拿他来做靶子了),然后提请法院冻结潘石屹所有的财产(如果他财产不多于3000万的话),也可以成功的。前提是,你需要提供600万现金或者价值相当于3000万的财产来作担保。并且,败诉后承担所有的费用以及由于冻结而给对方造成的损失。


  对于富士康诉第一财经记者案,从目前的披露的信息来看,法院冻结记者的财产,也是完全依照法律程序的。
  


  富士康有必要起诉记者吗?


  这个不是法律上的问题。从PR的角度来说,我个人觉得,富士康已经输掉了这场官司,无论结果任何。这场官司,在众多媒体笔下,已经成为了“一场新闻舆论与资本大鳄的较量”和“中国记者的集体生存保卫战”。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被告已经代表着正义、道义、新闻自由,输的只能是富士康。而且对于《第一财经》这份年轻的报纸来说,法庭上输比赢好,前一种情况更能赢得读者。反观富士康,即使在法庭上赢了,也无法弥补在媒体和公众评价中的巨大损失。唯一幸运的是,富士康很少有成品直接在中国大陆销售。

  


  记者报道的是事实吗?


  这个不是这里讨论的范围,记者报道的是否是事实,只影响到法院最后的判决,而不影响到富士康对记者提起诉讼、申请冻结财产。

  


  富士康会赢得这场官司吗?


  如果记者有足够证据让法官相信其报告属实,富士康肯定要输。


  即使记者的报道不属实,如果官司在美国打,富士康也几乎没有赢的可能。


  对公职人员以及公众人物、公众事件的批评,美国法律实行“实际恶意”原则。也就是说,作为公职人员或者公众人物,若不能举证证明他人对其行为进行批评的人是出于实际恶意(是指行为人明知事实虚假或理应对事实抱有深切怀疑),便不能得到损害赔偿。


  “实际恶意”原则一直没写进中国的法律。不过在司法实践中,已经有体现类似原则的判例。比如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日报》名誉侵权案,在中国司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公众人物”的概念。“作为公众人物的范志毅,即便认为这篇报道指名道姓,有损其名誉,或者报道有局部失实,也必须容忍媒体在行使舆论监督过程中的这种轻微损害。”(贺卫方语)


  类似的案件还有余秋雨诉《北京文学》编辑肖夏林一案,虽然事实上,余秋雨并没有接受深圳豪宅的赠送,但是肖夏林所提供的证据表明,在那段时间,北京学界、文化界确实都在传说余秋雨先生得了深圳的一套房子。法官采信了这一证据。但是由于“实际恶意”原则不是成文的法律,所以不好预测深圳的法院是否也参照其他地方的判例,引入“实际恶意”的原则。


  最后,劝告那些用“台湾人”与“大陆人”来分析本事件的人,这样的划分是很危险的。如果一定要这样划分,那么先搜下这两年,有多少记者被“大陆人”打砸过,然后再讨论“台湾人”的问题。(本文参考了贺卫方、姜汤、金富贵等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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