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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主流媒体对“肖方”案集体沉默无异自戕/姜汤

2006-08-29 22:00:56|  分类: 难骗-批判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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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流媒体对“肖方”案集体沉默无异自戕,以及“肖方”案言论自由问题分析

  作者:姜汤提交日期:2006-8-7 13:00:00 天涯社区『关天茶舍』  

  

  迄今为止,除了武汉媒体对于“肖方”案有例行公事的报道之外,其他媒体中一是《新闻晨报》发了郭翔鹤的一篇报道,《北京青年报》和《南方都市报》各发了一篇评论。有意思的是,新闻晨报的郭翔鹤是方舟子阵营早已认定的热衷报道“伪科学”的“不良记者”,其在个人blog上对方舟子也有言词激烈的评论;《北京青年报》刊发评论的版面编辑是黎婉冰,这位女士因为其父黎鸣被方舟子痛批而曾参与论战,因此这篇评论也被方舟子认为有明显的“公报私仇”的味道;《南方都市报》所发鄢烈山的评论更像是为了澄清其在《新闻晨报》报道中的表态而作出的,有一些被牵连进来的味道。

  

  再有就是CCTV的“中国周刊”做了10分钟的节目,涉及到此案的内容不多。

  

  这就是迄今为止国内主流媒体对这一案件的关注了。与此案的意义和影响相比,这些报道的分量相称吗?

  

  与环保组织和南方一刊一报的混战,成为最后一根稻草,让方舟子几乎彻底失去了媒体舆论的支持。无论南方人物周刊和南方周末是不是在乎,他们的立场和影响力成为了魔咒,使几乎所有媒体人士——无论他们是否了解方舟子——都宁愿在方舟子面前保持沉默,以免“可耻地”站到了自由主义的对面。

  

  但是,现在不是讨论“科卫兵”、“鲁迅式语言”、“不厚道”的时候。现在只有一个主题:言论自由。

  

  在很多人眼里,方舟子可能特别有理由成为一个例外,无论他揭露过多少学术造假,但是由于他“刻薄”、“鲁迅”、“红卫兵”,他必须成为一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主儿。就算人们乐于捍卫言论自由,可是轮到方舟子因为言论而倒霉的时候,人们就有足够的理由冷眼旁观。

  

  可是,曾记否?黑社会老大刘涌仅仅因为受到了刑讯逼供——其实就算不逼供,按照整个组织所犯罪行,他也够死好几次了——就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一场关于其生死的大讨论。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放弃方舟子的言论自由在司法面前的命运呢?仅仅是因为他跟我们有“私人恩怨”或者他的言论方式跟我们的不同?

  

  很多人都把这一案件看成是两个人之间的争吵。就连我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被迷惑了。但是,昨天我忽然醒悟:这个案子实际上仍然关乎司法对名誉权界限的定义和对言论自由的态度。

  

  而主流媒体在此事件上集体沉默,简直无异于自戕!因为每个人的言论自由都是我们言论自由的一部分,每个人的言论自由受到损害,都是我们所有人的言论自由的损失。

  

  最近几年,贺卫方教授一直在为媒体和评论者的言论自由而大声呼吁。如果我们重温他的那些见解,以及回顾最近几年发生的那些著名的名誉权案例,就可以看到,肖传国诉方舟子一案是中国司法面临的又一个考验,也是中国社会对言论自由的理解力和容忍度的又一试金石。

  

  客观分析肖传国诉方舟子一案,实际上它具有贺卫方所援引的那些典型判例共有的特征。让我们逐一进行分析。在分析中,我将引用贺教授的评论,并当然地认为,我们都同意把他表述的原则作为共识。

  

  1.“公众人物”:

  

  贺卫方在多个场合演讲中和接受媒体采访时,都提到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日报》名誉侵权案。他认为这个案件“极有历史意义”,因为它在中国司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问题。“这是在我们的民法中还没有出现的词汇,但是,上海静安区法院的法官却能够走出这一步,这是非常值得赞赏的。”

  

  司法中“公众人物”的概念来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纽约时报VS沙利文”案的判决。“在美国,这一概念包括行使公共权力的人,比如我们的官员;包括社会中间非常知名的人士,比如余秋雨先生;包括体育界、影视界明星,比如范志毅;也包括由于本身的原因卷入新闻事件的人,比如饶颖。”(贺卫方语)

  

  “首先,这样的人往往握有公共权力,或者言行对于社会公众具有更大的影响,也比平常人占有更多的公共资源,他们理所应当承受比平常人更多的监督和评论。这种监督和评论包括针对工作的,也有针对道德的。这是无可厚非的。”(贺卫方语)

  

  “作为公众人物的范志毅,即便认为这篇报道指名道姓,有损其名誉,或者报道有局部失实,也必须容忍媒体在行使舆论监督过程中的这种轻微损害。”(贺卫方语)

  

  分析“肖方”一案,肖传国作为中国著名大学的教授,是公立教育和科研机构的公职人员,是重点引进的海归人才,在遭到方舟子批评的时候,又正好处在其参评中国科学院院士并公开接受公众评议的阶段,显然具有典型的公众人物的特征。

  

  肖传国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公众人物,理应接受公众的监督并应承受可能是过于苛刻的评论。公众人物动辄将批评者诉诸法律可能涉嫌滥用诉权。(参见蒲志强:谨防公众人物滥用诉权)

  

  “我曾经在北京和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之一(九个老人之一)的安东尼·肯尼迪大法官有过一次座谈。他说我们现在对于状告报纸这样的案件受理得很少。因为状告报纸尤其是公众人物状告,法院如果轻易受理的话,就必然导致媒体不断应诉的情况。大家知道,即使是所有的案件都判这些媒体胜诉,但媒体要为这些案件所付出的律师费、差旅费,各种各样的费用,已经是没有办法承担了。这样的一种审查,法院不能很好地维护新闻自由的话,必然导致报纸谨小慎微,挑刺不如栽花。所以,这就会严重抑制新闻本身对社会的监督作用。”(贺卫方语)

  

  2.“合理信息来源”

  

  在分析另一个“更有标本意义、更让人感到欣喜的判决”(广州市华侨房屋开发公司诉《中国改革》杂志社一案)时,贺卫方总结出法官在判决里确立的两个“闪光”的原则。其一便是“合理信息来源”原则。

  

  “就是只要记者所依据作出判断的信息来源是合理的,即便有瑕疵,也不应算失实。《中国改革》上的这篇报道的消息来源是企业的年度报表、广东当地报纸的内参以及对一些知情人的访问。这些消息来源是合理的,而且从记者角度看,也是可信的。如果是因为企业报表上的错误,导致记者作出了企业认为的不正确的判断,那也是你的企业报表的问题。法官说,你不可能要求记者变成一个科学家、一个侦探,永远侦查下去。”

  

  同样,在余秋雨诉《北京文学》编辑肖夏林一案中,三位法官“在判决里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推理,告诉本案当事人,余秋雨得到深圳市赠送豪宅一事是不是肖夏林本人捏造的,是至关重要的。而肖夏林所提供的证据表明,在那段时间,北京学界、文化界确实都在传说余秋雨先生得了深圳的一套房子。法官采信了这一证据,认定肖夏林所述并非捕风捉影。”

  

  这个原则的意义在于,批评者不是法官或者权威机构,不可能在查清楚所有事实、找到最原始的资料之后才能发表评论,只要获得了“合理的”信息来源即可。

  

  巧的很,“肖方”案中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方舟子最初批评肖传国时所依据的一份肖传国的简历,是来自某大学网站上公布的一份对肖传国的介绍。而肖的说法是,这份资料只是他到该大学演讲时向其提交的一份“publication”,而不是正式的简历。方舟子据此对他作出批评,是错误的。

  

  根据“合理信息来源”原则,方舟子从一个著名大学的网站上获得肖本人提供的自我介绍的资料,按照常人的思维判断,显然可以以此作为批评的靶子了。

  

  3.“实际恶意”

  

  “实际恶意原则”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在“纽约时报VS沙利文”案中确立的一个著名原则,其影响深远不可估量。法官在该案判决中认定:沙利文作为公共官员若不能举证证明对其职务行为进行批评的人是出于实际恶意(actual malice),即明知不对或不顾事实与否的轻率心理状态的话,便不能得到损害赔偿。

  

  这一原则此后扩大到对各种公众人物的名誉权诉讼中。

  

  方舟子对肖传国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以会议文摘冒充论文(以论文检索结果为据);以非常低廉的奖项混充国际权威大奖(以网络检索和对肖所获奖项的常识判断为据);在美国担任一个全职职位的同时又在中国担任全职职务(以美国大学网站发布的资料等为据);夸大一项未被国际同行认可的技术在国际上的影响。

  

  由于中国学术界的造假和腐败现象十分严重,上述的问题并不鲜见,那么,在取得了较为充足的资料之后,方舟子认定肖传国存在弄虚作假的行为,如何证明他实际的恶意呢?

  

  在余秋雨诉《北京文学》编辑肖夏林一案中,法官们认为,肖夏林的文章尽管有没有核实有关事实的缺陷,但是基本上仍属于文化评论的范畴,不会使得原告人的社会评价降低,也不能认为具有贬低损害原告人名誉的性质。所以,余秋雨先生败诉了。

  

  可见,即使批评的依据存有瑕疵,但批评者如果不是明知资料虚假而引用、或者捏造事实进行诬蔑的话,很难说他有什么恶意。

  

  “当然,一个人在写文章的时候,必须认真核对事实,但这种核对的要求不能超出合理的限度,不能超出个人的能力。当他所述的是一段时间内很大一部分人都信以为真的事实,而依靠作者本人的能力又无法核实,就不能认定他是实际恶意。”(贺卫方语)

  

  另外,还有一个相当有意思的问题。即方舟子的批评话语中一向为人诟病的攻击性语言。比如,即使一个人有一些弄虚作假的行为,我们能否因此就使用“大骗子”这样的词汇来描述他?比如说,方舟子说肖传国在国内国外担任两个全职职务是“脚踏两只船”,说刘子华用八卦理论发现第十大行星是“欺世盗名”。这样会否造成侵权?

  

  在媒体的报道中,有一个原则是不用形容词。要展示事实而不是告知结论(To show,not to tell)。这样通常不会引起麻烦。但是作为一个评论作者,如果也要遵循这样的原则,就很难发挥语言的力度,无法达到批评的效果。这也是方舟子屡屡被批为“语言暴力”而无动于衷的原因吧。而评论如何措辞,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

  

  但是,在法律上,情绪化的用语虽构成瑕疵,却不一定意味着侵权。贺卫方的观点是:“此外,这类评论里通常会有一些比较情绪化的用词,这方面媒体当然要特别注意。但法院也不能因为使用了一些情绪化的用语,就认定侵权。这里面的界定非常微妙。你的名誉是否受到损害,其实不是由报道中是否使用了情绪化的用语决定的,而是由报道中列举的行为是否恶劣决定的。那么,又回到报道是否真实、是否出于‘实际恶意’上来。”

  

  4.“公共利益”

  

  贺卫方评论广州市华侨房屋开发公司诉《中国改革》杂志社一案的判决时认为:“媒体所做评论是否侵权,取决于他的目标是什么。法院的判决书里说,固然这些评论里有个别字眼有些情绪化,但报道的最终目标是为了维护国有企业的利益,为了维护每一个国企员工的利益。所以,这样的评论对国家是有价值的,不应被认为构成侵权。”

  

  如果按照常人的理解,一篇批评文章的本意并非要对某人进行恶意攻击、“搞臭”某人,而是为了捍卫公众利益而批评侵犯了公众利益的人和现象,那么这种批评就不应该轻易被判侵犯名誉权。

  

  作为余秋雨诉《北京文学》编辑肖夏林一案中被告的诉讼代理人,浦志强在官司胜诉后总结道:

  作为法律在尊重和保护公民名誉权的同时,不应忽视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关注。而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则需要尊重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宪法权利以保护公众的知情权。从法律上对公共人物与普通人的名誉权保护区别对待,对公共人物名誉权进行弱于普通人的“不平等”的限制,以达成新闻监督和文化批评“自由呼吸”的合理空间,恰恰体现了在“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

  

  方舟子在批评肖传国时,是否是为了维护公众利益呢?按照我们对方舟子“打假”历程的了解和公众对其打假行为的认知,方舟子的打假一向具有很强的社会公益性,尤其在中国学术造假和腐败积重难返的当下,其对于学术界诸多个人的批评对于学术不端行为既有个案揭露的意义,也有广泛的威慑力,客观上维护了公众利益。尽管肖传国声称方舟子批他是出于对他举报方抄袭的报复,但是他很难拿出证据证明方舟子批他跟批其他人是出于不一样的目的。

  

  法院的判决如果保护方舟子的批评行为,那么就跟公众对于方舟子有利于公众利益的价值判断庶几一致。遗憾的是法院的判决恰恰相反。

  

  

  综上所述,方舟子批肖传国,主观上看,既有合理的信息来源,又难以证明其有实际恶意,客观上来说,肖传国是公职人员、典型的公众人物,而方舟子的批评行为又显然有利于维护公众利益。那么,法院悍然判其侵权,就显得非常草率了。更何况那一份判决书中,还被人挑出不少匪夷所思的逻辑错误呢。在学术界不正之风盛行、言论自由可贵的当下,这一案例绝对具有典型意义,幸好此案还没有结束,各界人士尤其是媒体和法律界继续关注此案是很有必要的。

  

  (仓促成文,意在抛砖头引玉,砸砖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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